鲁迅为什么留学日本？
周作人之新译序
我当初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拟编撰一部日语课本和练习，于1906年在东京始就其第一卷之草稿；一年之后，北京留日学生会发行了单行本，1908年前后在沪上市。这一来我成了中国教人学日文的“始作俑者”[1]，当然很有些责任。但我的动机并不在于传播一种新的文字以供汉文学习的方便，而是希望在学者的努力下，造成一种研究日本的学术风气（日本的研究在中国当时仍甚为薄弱，除了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大臣李景兰有一部《日本人》初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著述），并培养一批有相当日语水平的人才。 我对于日本的研究虽然最初动因不在传播日语，但是后来却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使我知道了一个真正的日本。因为要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度与民族，除却亲去亲历，亲身实践，是别无好法子可以使你了解的；而语言又是第一重要的工具。先前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理解，自康有为、梁启超始，是极不正确的，以为日本不过是唐虞三代的遗风余烈而已；到了维新运动的时候，以为日本不过是中国明朝的一个藩属罢了。及至中日甲午一仗，我们的海军全歼于黄浦滩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是个有着现代文明的强国！ 于是乎有人感到恐慌了，赶紧译介日本名著，介绍日本文明，希望我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能跟上这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邻国。
鲁迅正是这个时候从日本回来的。他当时大概不会知道，他的《故事新编》中那许多精妙的小品，会成为后世中国的经典文学，并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他只是按照他的师父藤野先生的教导，想做一个“像样”的医生的；但等到他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回京以后，却发现“行医”这一行当已经做不成了(尽管后来做了麻醉剂发明者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用外科手术麻醉治病的人)—-旧军界早已被他视为厌物而不收用，新教育界又看不上眼，不愿意提供教书的工作，甚至于他的同乡都以为他是失心疯了(见许寿裳《追忆鲁迅》)。 人生至此，真是进退维谷了。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开明而富有人文关怀的师长藤野严九郎，不但给予他精神上的鼓励，而且为他谋得了翻译工作；而他也不负所望，从日文转译成中文不少重要作品，不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学习了解了近代日本的文化与社会（比如他在译介赫尔岑的《俄国文学史》时，对俄罗斯文化的喜爱和了解可谓溢于言表），而且还借助日本这一媒介，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开启了文学革命的新篇章。